卖挂历的30年来，金大爷自称是在见证历史。
刚开店的时候，金大爷很是赚钱，“那时候每本挂历卖10块钱，虽然一个月工资也就30块钱左右，很多人也来买。90年代前后，每年能卖一万本。”
金大爷介绍，以前挂历10多块钱一本，到现在还是10多块、20多块、30多块，“物价涨了，我也跟着涨吧，但也涨不了多少。今年挂历就这个价，涨不上去。”金大爷一位朋友在旁分析说，现在挂历没有需求，买的人多了价格就上去了，只不过现在没人买，“你现在是北京最后一家卖挂历的，一年也就卖个1000多本，那价格能涨上去吗。”
金大爷回忆，挂历当红时，更多的是单位集体来买挂历，“都是一卡车那么买，那一车好几百本呢，都是送人用的。”
等到90年代后期至2000年左右，挂历行业渐渐变得不再景气。
2013年10月31日，中纪委发出《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》，严禁各级党政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，用公款购买、印制、邮寄、赠送贺年卡、明信片、年历等物品。日渐萧条的挂历市场，再次遇冷。
买方渐少，也导致了挂历印刷厂的变迁。
金大爷把挂历印刷厂的变化总结成了三个时代。“最早的时候北京很多家在做挂历，包括电影出版社、文物出版社、京华印刷厂和彩印厂等，后来慢慢就不做了。第二阶段就是个人做，有那么三四家个体，掏了几百万做了一阵，但后来个人也不做了。第三个阶段就是九几年到2000年以后，都去外地做了，这些我都经历过。”
刚开始卖挂历时，金大爷可以直接去印刷厂取挂历，而到现在，广州、深圳的厂家只能通过快递的形式发货到北京。因为卖的时间长了，金大爷和厂家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，“都知道我要哪种，到时候给我送来就行了。”
收藏，也是挂历购买者的一种需求，金大爷指着墙上挂着的山水画挂历说，“这都是艺术品，很多人买来也是为了收藏。年前卖得稍微贵一点，过了年价格会卖得低一些，一些人就趁着这时候买来收藏。”
除了挂历市场的变化，金大爷总结说，挂历封面题材上也在变化。从最开始的各地风光景色，到后来出现了汽车，“大美人”做封面的挂历也曾风靡一时。直到现在，生肖类和花卉类封面的挂历最好卖，“今年还卖了很多范冰冰的挂历”。
客户大都是上岁数的老主顾
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，挂历曾是春节送礼的一项必备佳品。到现在，很多老人还会到金大爷店里买挂历送人。金大爷印象较深的，是一位大学的退休教授，“他每年还在坚持到店里买挂历送人，多的时候能买四五十本，都是送人用。”
除了送人，很多老人自己也保留着每年换挂历的传统。
金大爷的“客户”都是老主顾，以前街坊邻居买，后来部分邻居搬家后，仍有人特意从远处过来买，“有些顾客特意从丰台、昌平等地过来，还有的老人，自己走不动了，就叫闺女开车来买。”
“前两年，还有一位86岁的大爷，特地从昌平打车过来，说要买挂历。他说房子一百多平方米，所以想买点大的挂历，我挺感动的。”
金大爷说，平时也见年轻人来买挂历，但也是为了送老人，“一些老人跟自己孩子说，‘你去金大爷那儿买两本挂历，我告诉你在哪儿，给你钱。’年轻人就来了。来了就跟我说是自己妈妈让买的，说，‘你这牡丹花特别好，我妈特喜欢，一样儿给我拿一本。’”
张女士便是这样的顾客，特意从朝阳区来到店里购买挂历，“听别人说这儿有挂历卖，过来看看。”
张女士想买带有“福”字吊牌的挂历早已售罄，而店里剩下的挂历日期字号又较小，张女士无奈放弃。张女士说买挂历就是为了送给家里老人，“自己没有挂挂历的习惯，但是家里老人要，就过来看看”。金大爷每年8月或者9月份就开始卖第二年的挂历，嘱咐张女士明年早点来买。
张女士犹豫的同时，店里还来了另外一对老夫妻，同样要购买“福”字吊牌挂历不得，最后选择了一本大小适中的时事类挂历，20块钱，外带一本5块钱的《鸡年运程》，一共25块钱。摘了挂历，金大爷用旁边的报纸麻利包好，套上一个塑料袋递给了老夫妻。
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顾客，金大爷在店门的玻璃上贴着一个写有自己电话的纸条，以防有人来买挂历的时候金大爷不在。“很多人打电话第一句就是‘我从昌平赶来的’，能怎么着，只能赶紧过来。”
金大爷认为，老人都有一个念想，每到过了一年，就琢磨该换个挂历了，“过年了，给我本挂历，都是这样。”很多老人家中也会挂纸质的日历，“一天过去了，‘嚓’一撕，那叫‘白扯’。”
此外，挂历给老人提供了一种信息需求。“台历上都写着，冬天是几九，夏天是几伏。还有看病吃什么药，今天宜干什么，很多老人会看。”
老店主的梦想：开个挂历博物馆
这样每天迎来送往，在这家小店里，金大爷消磨了30余年的光阴。
小店朴素，仅有的几件家具都是金大爷朋友或邻居送的。挂历店屋内放着两把椅子，右侧一张黄色的长方形桌子，上面摊放着几张报纸，几个矿泉水瓶，一个笔筒和一卷手纸。金大爷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年历盘，“这是1985年的，年轻人都没见过吧。”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，上面放着一口蒸锅，蒸锅里还剩下一个白馒头，“没事儿在这儿热点饭。”30年里，金大爷每天上午八九点左右来店里，待到晚上六七点回家，“以前有时候也待到晚上九点多，但现在老伴身体不好，早点回去护理。”
门口旁的架子上，挂着一口黑色的时钟，没人说话的时候，可以清晰地听到“嘀嗒、嘀嗒”时针走动的声音。金大爷说，偶尔有人来买挂历的时候，会闲聊几句，没事就自己看看报纸。
小店里没有暖气，只装有一台空调，但金大爷并不常开。二月中旬，虽已立春，但春寒料峭，在店里坐着时间长了，还是感觉到寒冷。为了保暖，金大爷在店里坐着的时候把手揣在羽绒服袖子里，偶尔拿起桌上的卷纸，擤擤鼻涕，扔在前面的垃圾纸箱里。
桌子上放着的，还有一沓名片，金大爷得意地拿起名片介绍说，很多名片都是来采访过的记者留下的，“还有很多国外的，德国的、英国的都有。”金大爷说，媒体关注到之后，确实让小店生意稍微好了些，“很多顾客看了新闻之后会来，说您就是那个金大爷是吧。”顾客在店里买挂历时，金大爷还会骄傲地提及自己“上报纸”或者“上电视”的经历。
而在没有顾客，无聊的时候，金大爷会看着眼前的监控电脑，“等着人过来”。
这台监控录像电脑设备，立在一个有些破损的柜子上。电脑屏幕上的几个网格，清晰地把店门前的几块区域一收眼底。
金大爷说，为了能更方便地看到外面，自己在前年左右安装了监控设备。此前，店面还曾遭到过破坏。“有一次我去街角买东西，刚要回来就听见‘哗啦’一声，店前的玻璃门就碎了。有人跟我说好像是用那种气枪打的，后来也不了了之了。”事情没解决，让金大爷下决心自己装了摄像头，“开个店也难着呢，不容易。”
对于以后生活打算，金大爷说只要身体允许就继续干着，继续卖挂历。金大爷还计划着，在未来开一个“挂历博物馆”，希望有老挂历的给金大爷送来，攒多了开个展览。
在挂历店里，时间不是按照分钟和天来计算，而是按“年”来算。对于离店的顾客，金大爷都会稍上一句“明年见”。
但事实是，很多老人没有了“明年见”的机会。此前有结伴来的老人，到了今年独自一人来买挂历，“我问怎么一个人来了，他就说老伴走了，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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