洗手的时候，日子从水盆里过去；吃饭的时候，日子从饭碗里过去；默默时，便从凝然的双眼过去……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，这算又溜走了一日，我掩着面叹息。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。——朱自清
2016年刚刚要来到，站在不同的起点之上，时间又过去了一天，也过去了一年，或者过去了很多年。年华似水，你我又长了一岁，不管你是否真的翻了一页日历，也不管它是实物的还是电子的，是台历还是挂历。不过在曾经的岁月里，挂历的确曾经风靡，它的模样便是中国的模样。
中国传统上使用干支纪年和王朝纪年，日历为“黄历”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只有皇家才使用日历，私人不准印制。直到1912年，孙中山通电全国开始使用公历纪元法，同时使用中华民国纪年。
月份牌诞生于清末，彼时西风东渐，一些画家开风气之先，在民间年画中融入商品广告，并配有中西对照历表。月份牌上多美女，并风行整个民国时代，诞生了诸如郑曼陀、杭穉英等著名月份牌画家，很多演员包括胡蝶、陈云裳等人都曾登上月份牌代言。
月份牌画在1949年后基本消失，但是其主要的绘画表现形式却被保留下来。解放后，一批月份牌画家如李慕白、金雪尘、金梅生等受聘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培养年轻一代画家，将著名的擦笔水彩技法运用于年画、宣传画的创作中。
1950年代，建国伊始，代表选举、人民公社、劳动模范、文化学习等内容便出现在挂历上。同时，挂历也担负着外宣和外交功能。例如1954年，中央委派上海市制作了5000本挂历，印有黄果树瀑布、漓江等风光，送给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际友人。
到了60年代，文革开始。挂历上便出现了毛主席语录、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等内容。图为1968年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日历，每一页上面都印有一句毛泽东诗词，封面题字为“毛主席万寿无疆”。
在文革的前几年，毛泽东是挂历上的主角。
到了七十年代，挂历上除了毛泽东，也出现了人们在田间地头、工厂车间学习毛主席语录、样板戏经典镜头、英雄模范事迹、丰收场景等内容。图为文革期间和文革后的挂历。
文革的日历翻过，时光流转到单纯、自由、热烈、积极向上、拥有众多正面词汇、被今人无限向往和怀念的八十年代。挂历上的面孔，无论男女，都充满了自信、阳光和青春的朝气。当红的电影明星们，更是当仁不让地登上了挂历的封面。
那时候，常在挂历上出现的刘晓庆、陈冲、李秀明、龚雪、张瑜、潘虹等人是一代少年心中的女神。1980年张瑜在电影《庐山恋》中“一吻成名”。而在1981年还是电影新秀的陈冲，到了1987年，凭借《末代皇帝》成为好莱坞巨星。
八十年代末，中国的挂历上又增加了两位大明星，她们是巩俐和史可。巩俐在1987年主演张艺谋电影《红高粱》一战成名，此后一发不可收，成长为国际巨星。史可1988年出道，1989年登上经典老牌电影杂志《大众电影》封面。
除了大陆明星，八九十年代，港台明星也频繁亮相在中国挂历上。人们哼着着邓丽君、罗大佑的歌，看着刘德华、张曼玉的电影，同学之间互赠周慧敏、关之琳的卡片，如饥似渴地吸收港台文化。
在一众明星的引领之下，八十年代的挂历市场非常繁荣。同时，一些人也对以女人像占据市场主体的审美倾向提出了质疑。
挂历上也屡屡出现外国明星的面孔，梦露、索菲亚·罗兰都曾出现在八十年代的挂历上。
挂历常用于家庭装饰，有的偏僻的地方甚至将挂历一页一页撕下来贴在墙上。挂历也是岁末的重要礼品，有的单位将其作为职工福利。年底送挂历成为一种人情交际，有的人家可以收到一大摞，多得其中有些从未打开过。
挂历也成为领导岁末慰问时不可少的礼物。图为时任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（右）1982年大年初一看望北京市四季青公社西山果树三队社员、全国“三八”红旗手王凤芹时，向她和她的丈夫赠送挂历。
进入90年代，挂历市场依然以美女形象为主。有的挂历生产厂家为了扩大销售，使用的女性照片尺度比较大。这引起相关部门的不满并对市场进行了整治。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规定，女性“三点式”挂历必须是在体育场范围内摄制。
根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员工回忆，90年代初一本挂历印数30至50万本，年利润达800万元。如此高利润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引发“挂历大战”，曾登上1990年12月的《新闻联播》。
即使在信息相对闭塞的藏区，挂历也拥有市场。
允许公款购买挂历成为挂历市场繁荣的重要因素。图为1992年底，为纪念次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出版的毛泽东生活肖像挂历亮相商场，成为当年销售热点。
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，挂历逐渐风光不在，这跟政府下令禁止公款购买关系巨大。1996年，北京市就下令禁止公款买挂历。2013年，在“禁公令”、“禁奢令”重击下，温州苍南10亿产值台挂历行业遭遇阵痛。
挂历行业能否华丽转身，还是未知数。但日子依然流水一般地逝去，无论挂历的模样如何改变，无论你翻或不翻那一页。也许该像朱自清一样发问：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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